卞仲耘之死已是近50年之前的事了，如果不是大名鼎鼎的宋彬彬，最近就此作了一番道歉，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还注意到它。

卞仲耘当然早已逝去，其魂灵今在天堂还是在九泉之下，厮守于故地还是游荡于他乡，她是安然遁世还是依然愤愤不平——我们一概不知。但没有人能将她之死从历史中抹去。

卞仲耘之死太不平常了，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件事本身。卞无疑死于一次凶杀，但那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凶杀，其诡异与荒唐今天仍然激起许多人的深思。

### 缘何而死
人们不禁会问：这是一次英雄落难吗？是旷古奇冤吗？是罪臣受诛吗？是恶徒伏法吗？或者，仅仅是好人不幸惨遭不测，就像每天都有的事故中的偶然丧生吗？

全都不是！这才是卞仲耘之死的真正不平常之处，它不应只是正义之士一掬同情之泪的个案，而是真正凝结了那个时代悲剧的标志性事件。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深深地思考这件事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**卞仲耘之死并非英雄落难。**且请死者亲属恕我直言：卞不是英雄。我不知道卞是不是老革命；即便她是老革命，也未必有过秋瑾、赵一曼般的英勇不屈之壮举；即便她以往有过英勇壮举，在受难之时，或者在受难之前的那段岁月，即文革初期，她也断然没有——且绝不可能有——对抗潮流的任何英勇壮举；就在死前不久的5月12日，卞仲耘还在忠实地贯彻上级指示，作文革动员报告，声称“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否突出政治的试金石”。她在受难之时，与那个疯狂年代的几乎所有受难者一样，唯有卑怯与自虐，唯有低头认罪。


更可能的是，在祸从天降之时，她根本就来不及思前想后。施暴者没有给她留下多少时间，让她得以从容回顾自己的一生；她根本来不及从自己的过去找出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过失，用以解释眼前的报应。

她的主要感受，更可能仅仅是肉体的痛楚与内心的惶惑。她或许还能聊以自慰：此时此刻，还有千千万万老干部也在挨打呢。这不是革命应有的考验与付出吗？只要挺过这一关，充当合格革命者的前景不就在望了吗？

可惜，她没能挺过这一关，她在剧烈的痛楚中，带着做真正革命者的虔诚期待走了。她永远不会知道，她的受难与死去，原本与革命无关，至少与人们理想中的革命毫无关系。

**卞仲耘之死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冤案。**没有任何机构或负责者为卞立过案；即使当时卞死而复生，也多半不会有人肯费心去为她立案。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以为每个受难者都值得立案的时代，就如同当时好几次大屠杀中，没有人会想到要为刀下之鬼立案一样。即便立了案，也谈不上是什么冤案，除非整个地推倒所谓文革的逻辑。

最高领袖早已宣布，文革就是要整走资派，走资派也就成了当然的罪犯。既然教育界已被定为黑线，教育界的大小官员岂能逃脱走资派的厄运？身为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，这一点卞仲耘不会不知，且多半已心领神会，只是犹存侥幸，还在等待宽恕罢了。作为走资派，一个中学校长实在微不足道，还够不上动用一个“专案组”的资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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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甚至还没有自己的“案情”；红卫兵对她的那些指控，几乎完全不属于她个人，移用于任何别的中学校长，亦无不可。对于这些指控，红卫兵根本无意花功夫去核实，也无从核实——如何去核实一个人是否走“资本主义道路”呢？红卫兵能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吗？

卞仲耘大概也无意认真去辩解，谁都知道这都不过是一个仪式，一个过场，它为革命所需要，其内容细节根本不值得关心，也没有人真正关心，大家都不过是在逢场作戏——可不是什么好戏，而是令人发指的恶作剧——而已。既然谁也不把这当作一个案子，这只是一场革命，那么又何冤案之有？

那么，卞仲耘是罪臣当诛吗？根本不是！

首先，卞不过是那架体制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，而且多半是一颗忠心耿耿的螺丝钉。她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，只能事事依据文件规定，管理着她的教师与学生，不能也不应当独立承担责任。即使她应负独立责任，多半也是有功无罪。

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，卞仲耘一类的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，贯彻上面的精神从来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说，“前30年”的教育在培养现代人才方面乏善可陈，那么，就培养听话者而言，则很难做得更好了。谁能否认，这恰好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目标呢？像卞仲耘这样兢兢业业、唯此为务的人，岂有被诬为罪臣之理！

至于红卫兵依然认定他们的校长有罪，是该死的“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则并非他们真正深思熟虑的结果，而不过是在文革发动者鼓动之后，盲目跟风而已。尤其是那些身为高干子弟的红卫兵——其中几个著名人物稍有阅历的人都耳熟能详，她们的父辈后来不幸也成为文革的主要受害者——“跟风”的敏捷与准确，更是尽人皆知的。

那么，卞仲耘是私德有亏，该受惩处，应借触及皮肉以救其灵魂吗？对于卞的私德，并无所闻，未敢妄评。至少，那时无秘不揭的大字报，对于卞并没有揭出什么特别耸人的东西，卞的口碑大概不致太坏。最主要的是，在那个时代，私德真的重要吗？正是当时的二号人物公开宣称：只要大节不亏，小节是无关紧要的。

这就是说，只要紧跟上峰，无论吃喝玩乐、声色犬马、伤风败俗、营私舞弊、贪赃枉法，都不过是枝节问题，何必深究！“水至清则无鱼嘛”。除了像彭德怀、胡耀邦等严于自律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，究竟有多少高官真将“小节”当一回事？

明白了这一点，就不难理解，那时为什么要如此极端地“突出政治”了：正是在时时突出的政治大节面前，“小节”才显得无足轻重。卞仲耘既已被红卫兵判定为政治上有罪，再去找她私德上的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纯属多此一举了。

总之，无论是实罪还是冤情，只要是能用平常心想象、用平常语言表达的，卞仲耘都挨不上。于是只能说，她反正是在劫难逃！不必有任何解释。

**革命需要就是最好的解释！**


### 荒唐诡局
即便如此，红卫兵不假思索，就用私刑结果了她们的校长，现代人还是大惑不解。即便卞仲耘的确有罪当诛，也该交给司法当局，怎么几个学生就可以用私刑了结——这不过是现代人的天真想法。那是什么时代，那时时兴的只是群众专政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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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红卫兵在凛然“行刑”之际，对牺牲者会满腔仇恨吗？想必你会以为一定如此，实际上大谬不然。红卫兵干嘛要恨卞仲耘？他们不仅熟识卞，而且多半长期是其手下的学生干部，是卞的被重用者与被宠爱者，他们不可能恨她，除非已完全丧心病狂！

其实，这又是一个现代人无法理解的“小节问题”：毒打某人与是否恨她并无必然关系！要懂得，这是在革命！只要革命需要，打死父母尚且不惜，何况是打死一个走资派！薄熙来不是实实在在地踩断了他老子的三根肋骨吗，他真的恨他的老子吗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大义凛然地揭发过她的父亲，她真的恨她的父亲吗？

当毒打卞仲耘的红卫兵狠狠甩下那带铜环的皮带时，她们未必会特别介意，挨打的竟是一个血肉之躯；她们所拼命抽打的，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，还不如说是一个已经泛化的概念——阶级敌人，既可以是卞校长，也可以是王书记、李书记，或者革命所要求抽打的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当时已宣布的走资派陆平、彭真乃至（稍后宣布的）刘少奇！

在当时的氛围下，红卫兵已不再是能够思考的动物，而仅仅是革命炮车上的螺丝钉，他们只如狼似虎地盯着已成为革命对象的猎物，眼中不再有由血肉之躯构成的人类。在这件事上，无论爱与恨都是谈不上且用不着的。

### 谁的责任？
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有罪吗？不妨联想到一个类似的问题：在柏林墙下射杀越境者的东德士兵有罪吗？你可能会说，后者不过是奉命行事，情有可原，但并没有人命令红卫兵去打死他们的校长啊。如此说来，似乎红卫兵就罪责难逃了。大概确有些红卫兵已意识到这一点，否则，今天就不会有人站出来道歉了——此中就有前面提到的那个宋彬彬。

无论如何，应当充分肯定与鼓励悔悟者的道歉。不管有多少理由为当时的恶行辩护，在良心的法庭上，行凶者终究是无可逃匿的。德国法官曾这样责备开枪的士兵：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点点吗？同样，人们难道不能责备那些抽打卞仲耘的红卫兵：**你就不能将皮带抽轻一点点吗？**

但是，说行凶的红卫兵并未得到任何指令，倒不完全准确。实际上，是有人命令红卫兵施暴的，只是那条高超的命令有点隐晦，后来的人竟不置一词罢了。

且不说卞仲耘事件刚刚过去，当时最受宠的红卫兵宋彬彬就被要求改名为“要武”；也不说当时被强调得最多的最高指示“造反有理”，单单是从最高层传出的精神：“北京城的牛鬼蛇神很多，自前清以来都没怎么动过，该好好触动一下了”，敏感的红卫兵就非常明白要他们做什么了。

真的不负圣意，战果辉煌，仅在“红八月”之内，红卫兵在北京城就活活打死了1772人！人命关天啊，然而上峰却不置一词。几乎与此同时，京畿的大兴县也大开杀戒了，死者达325人，上峰依然不置一词。所有媒体依然在一股劲地鼓噪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……”。此时要热血沸腾的红卫兵罢手，实在很难了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先走一步的卞校长，哪里还算得一回事！如果考虑到这些事实，你还能给红卫兵定罪吗？


### 非同寻常
今天社会上并不少见凶杀案，但绝不会有哪个案子可与卞仲耘案相提并论。最主要的区别是：无论案由、过程还是结局，今天的凶杀案多少服从平常的逻辑，而卞案则完全不可理解、不可想象。

下面所述的区别也是耐人寻味的。今天，倘有歹徒公然行凶，围观者即使不敢挥拳相助，或大声抗议，至少可以窃窃私议，或者立即报警。残杀卞仲耘的现场也有围观者，但没有任何最轻微的非议。绝不乏古道热肠的王友琴，当时还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，北师大女附中的低年级学生，她就是一个围观者；她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表示，当时没有任何感觉，无论是愤怒还是同情。当时的氛围已被毒化到什么程度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后来王友琴完全投身于文革研究，奋力奔走为文革受害者昭雪，或许也有补偿当年作为一个冷漠旁观者的愧疚吧。

如上所述，卞仲耘之死就是这样：它根本不是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普通凶杀案！卞仲耘既不是国家的罪人，也不是红卫兵的私敌，更不是学生眼中的坏蛋，仅仅是特殊的文革逻辑所圈定的打倒对象；残害卞仲耘的私刑固然血腥至极，但并非出自残害者对于牺牲者的愤恨；红卫兵既没有关于死者罪行的清晰概念，也没有想过需要任何法定程序，他们心中仅有一个念头：**需要用眼前这个人的血来完成革命的洗礼。**选择卞仲耘作为牺牲者，没有任何足以服人的理由，也不需要这样的理由，革命就是最大的理由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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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仲耘死难的可悲，首先不在于其骇人听闻的残忍，而在于其匪夷所思的荒唐，彻底的荒唐，荒唐得空前绝后，根本不可能为任何时代的文明人类所理解与想象。

可以想象恶棍们逞凶作恶，但无论如何不能想象，学生们竟用残害师长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与崇高！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法纪废弛，但绝难想象一个国家公然鼓励其学生屠戮校长！这已经不仅是一种罪恶，而是辱没祖宗的空前丑行！

卞校长受难了。无辜受难当然是极大的不幸。然而，更大的不幸却是：**卞校长蒙难的那块土地，在疯狂的十年中所滋育的骇世丑行，将使一个素尚礼义的文明民族百代蒙羞。**我们及我们的后代，应不惜一切代价来洗刷这种耻辱；否则， 我们的良心将永远得不到安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