洁净政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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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净政治
据说马英九有道德洁癖,但他作为台湾领导人却不太成功。有些人认为,马英九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,就是在肮脏的政治斗争中,他不足够痞,太书生意气了。那么,政治就该肮脏吗?对于执着地期待“洁净政治”的人,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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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政坛秽闻
如果某个天真的人,不满于政坛的污秽,慷慨陈词,大呼官员们应当如何如何,那么,多半就会有一个老于世故的人,仿佛已有五百年的政坛阅历,早已看透官场的种种把戏,出来启迪天真的人:“你还真以为有圣人,还不都是那么回事,搞政治的人哪能讲道德?政治就是最肮脏的行业!”我想,所有龌龊的政客都该感谢他,因为这样一来,在那个被搅浑水的黑暗官场中,再黑的人也不觉得自己黑了。

像我这样顽固的理想主义者,就该多听听有五百年阅历的人的教导,多少懂得什么叫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!现在总算明白一点了。

官员们的故事,确实够让人寒心。

曾国藩与左宗棠这一对湖南人,在晚清也算贤者中的贤者了,至今都让湘人引以为骄傲。曾国藩并非才华盖世,但在进剿太平军的十年中,几经生死,鞠躬尽瘁,天下人有目共睹。1864年攻克南京后总算松了一口气,朝野的赞誉如潮涌来。但就是那个还算曾氏故交的左宗棠,却在背后放了一支暗箭:上奏朝廷,告发曾国藩有私占太平天国库银、放走幼天王的嫌疑。幸而精明的慈禧并未当一回事,但也足以让曾国藩惊出一身冷汗,从此两人几乎绝交。

1898年9月,北京城中风声鹤唳,眼看百日维新面临夭折。谭嗣同铤而走险,游说袁世凯,晓以大义,力劝袁为光绪护驾,以建绝世之功。袁世凯何等人物?立即慷慨应承,让谭嗣同满心欢喜而去。但袁转身就去荣禄府上告了密,致使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。虽然有人认为此事并无铁证,但从袁世凯一生行状看来,我倒宁信其有,不信其无。

抗战八年,冯玉祥虽无尺土之功,但凭他的慷慨言论,倒也赚了个主战派的美名,至今官方文献上都享有很不错的评价。但他在官场上纵横捭阖的技术也不让人半分。1927年5月,宁汉尚未合流,武汉国民政府已经风雨飘摇。汪精卫亲赴郑州与拥重兵的冯玉祥谈判,在汪精卫答应出军费300万之后,冯玉祥慨然允诺支持武汉方面。这边厢谈判刚完,冯玉祥立即赶赴徐州,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正在那里等着呢。在徐州,冯玉祥毫不犹豫地转向了蒋介石,因为后者出价为每月200万,一下就将汪精卫比扁了。如果有人不信官场有如生意场,不妨听听冯玉祥的故事。

朱老总一生功德如何,且不置论;而其仁厚长者形象,似乎无人怀疑。但看了1966年5月23日最高层批斗朱的发言之后,又会使你莫衷一是。在由领袖授意、刘少奇主持的那次会议上,朱的那些多年挚友、同僚与下属可是毫不留情。周恩来:“你这样一个定时炸弹……是不可靠的,是不能信任的。”陈毅:“朱德我要问你,你是不是要搞政变?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。”读过点历史的都知道,周恩来与陈毅都是与老总关系最深的人,他们不可能不知道,朱老总是否是定时炸弹、是否想黄袍加身。林彪、康生等人的发言如何猛烈可想而知。对老总尚且如此,对其他人能信口雌黄到什么程度,就更不必说了。

被誉为“共产党良心”的胡耀邦,在中国现代史上贡献几何,已有定论,无须多说。值得补充的是,胡以其亲身经历给国人贡献了一条人生经验:现代政治中的以怨报德能做到什么地步。1978年,胡耀邦几乎是拼死一搏,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平反、复职问题,其中特别包括高官彭真、薄一波、王鹤寿、宋任穷等人。在1987年初元老策划的高层“生活会”上,正是这些人带头起哄,按照元老们的旨意废黜了胡耀邦;他们的发言之污秽卑劣、毫无底线,创了政治史上的黑暗之最。王鹤寿是胡耀邦在延安“桃园三结义”的密友之一,平常胡耀邦与他推心置腹、无所不谈。王鹤寿全部密报元老,而且在生活会上和盘托出。就为此事,胡耀邦竟伤心得嚎啕大哭。

### 政治伦理
官场秽闻不断,究竟是病态还是常态?这需要稍作分析。

政界可以说是一种“权力场”,它如同“市场”一类的“场”一样,是一种人类舞台,有其特定的参与者与行为规范。现代法治国家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,普通公务员并不介入政治。但在中国特色条件下,二者的区别并不重要。因此不妨认为官员都是政界人物,官场就是权力场。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用语,官场规范也称为政治伦理,亦即政治道德。我不愿意使用后一名词,乃因为我们的政治文献赋予了它太随意的解释,以致变成不道德了。

政治伦理至少应包括如下主要原则:诚实、忠诚、守法。

政治上的诚实也包含于私德上的诚实之内,但不完全相同。政界人物肯定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实话实说,如胡耀邦那样天真浪漫。但在谭嗣同代表光绪与袁世凯商讨军国大事时,袁世凯当面撒谎,就是政治上的极端不诚实。其实,他不妨直言自己无力或不宜担此大任,这样既不担风险,也不必撒谎。

政治上的忠诚与一般的忠诚也有别,它的对象严格地限于权力场中人。流行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将对上司的忠诚置于首位。从现代政治伦理看来,效忠对象的顺序理应是国家、宪法、政府、领袖、上司。上司的脸色自然让人畏惧,而无言的国家、宪法岂不反被冷遇?

守法应当具有绝对的意义,甚至应置于忠诚之上。那些以忠诚于领袖的名义,公然违背宪法的人,首先就违背了守法原则。在我们的政治哲学中,包括最高官员在内的政界人物的守法,恰好是最被忽视的要求。

官员们不能不经常涉及利益、政治伦理与道德。那么,三者的关系如何呢?

首先,政治伦理肯定低于道德。这意味着道德有更高的要求,遵守道德的人肯定能遵守政治伦理;而遵守政治伦理,却未必合符道德。例如,身为共产党员的傅冬菊不能不遵守政治伦理,选择与其父傅作义不同的效忠对象;但若要求她在私人关系上背叛傅作义,就违背道德了。可见,与道德约束比较,对官员的政治伦理约束,只是一种较宽松的约束;即使是完全中规中矩的官场人物,也不必给予太高的道德评价,更没有理由奉为道德典范而当作人世楷模。承认这一事实,虽然并不能给那些形象不佳的官员提供什么口实,但至少在官场上爆出种种败德行为时,不会感到惊讶。

其次,道德是对人的欲望或者利益的一种约束。这种道德观既不要求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,也不直认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”;既不太高,也不过低,完全合符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。近年流行的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就表达了道德约束的意思。认为道德要求人们“无私”,要么是无知,要么是伪君子在有意蛊惑人心。

几乎无须解释,就可明白,政治伦理是对官员利益的一种约束,但只能是一种比道德更低的约束。任何约束都可能有失效的时候;约束愈严,失效的可能性就愈大。使得约束失效的力量,主要来自利益的诱惑。如果你在利益的诱惑下,突破了政治伦理的约束,就可能有王岐山的人在等着你;如果突破了道德的约束,例如生活不检点,去了不该去的地方,那么就可能身败名裂,但也可能仅仅给说闲话的人增加点谈资,没有任何人来约谈你。

此外还应知道,对利益的欲望永远是世间最强大的东西,它任何时候都会蠢蠢欲动,试图突破政治伦理或道德约束。因此,在官场失德是很平常的事情,根本无需用什么“资产阶级思想影响”或者“敌对势力的阴谋”等等来解释。如果认可这一点,根本就不会指望官场能“水清见底”。在胡耀邦遭劫的时候,王鹤寿之所以以怨报德、乘人之危,是他丧心病狂吗?恐怕也不是,多半还是利益的考量而已。须知,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,在那种场合的表现,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官阶职务、祸福荣辱,谁能顾及道义?

有了这层理由,你还指望政坛上尽为君子吗?政坛秽闻频现恐怕就不是什么变态了,而对洁净政治的理想则不妨稍搁远点。

### 官场亚文化

政治伦理与道德的约束力固然有限,但毕竟是正面的东西,至少不致鼓励官员营私舞弊、为非作歹。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,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事项上,都会遵守政治伦理的约束,违背政治伦理只能是罕见或例外的现象。

我们的问题在于,在很长时间内,尤其是在极左年代,违背政治伦理成了社会流行病,遵守政治伦理才成了不为人们所理解的例外。这样,官场岂能不黑?而在文革年代,就完全是暗无天日了。

本应是例外的事情,怎么会变成通例呢?这当然是社会不健全之故;更确切地说,是社会陷入了病态。何以至此?不妨略作分析。

首先,我们的政治伦理主要来自斯大林的政治哲学,其本身就很成问题。不妨回顾一下,官方政治教育中,什么时候特别提到过诚实?大跃进年代谎报社情的普遍不诚实,可曾受到过一个字的追究?什么时候提到过忠于宪法?强调过对国家的忠诚应置于对个人的忠诚之上?至于对官员守法的忽视,就更不必说了。

其次,任何健康的政治伦理的有效实行,都需经历一个培育伦理习惯的艰难时期,在此期间内,领袖人物的率先垂范具有关键的作用。美国开国之际,也未必就奉行现成的政治伦理。倘若不是以华盛顿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的高风亮节,后来美国的政治生态,恐怕也未必很健康。特别,如果华盛顿是一个不能约束权力欲的人,如果他没有拒绝拥戴而成了国王,或者贪恋权力藐视宪法,那么今天的美国,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,就更肆无忌惮了。

最后,恐怕就不能回避我们的文化传统了。追责于列祖列宗,会增加我们的良心负荷,但闭眼不看事实也于事无补。政治伦理相当于古代的官德。

没有任何人否认,中国是高度崇尚道德的国家。但我们的先人或许将道德提升得过头了,以致让它吞噬了包括官德在内的其他亚道德体系。这样一来,官德就没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,反而弱化了道德在官场的约束力。这就形成了一种表面上很矛盾的局面:最讲道德的国家,官场的失德达到最惊人的地步。这种局面在现代的延续,其后果之不堪就更不必说了。

于是,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奇葩的官场。正因为我们从来看重道德、且迄今仍然认为我们的官场道德冠绝全球,就不能不对官场进行刻意的文化包装,以致使它具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怪异形象,这体现了一种特异的官场亚文化。

不妨略举官场亚文化的一些主要特点。

其一,官场并不真正关心是与非,只划分好人与坏人;真理是无所谓的,美誉与权威才是一切。1959年夏天的庐山,集中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智慧的人物,长达一个月的激烈交锋,根本就不涉及彭德怀所言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一关键问题,关注点竟然集中在:彭德怀是好人还是坏人;而后者又归结于:彭德怀历史上是否忠于毛。最高层会议这么个开法,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少有人能看懂的。

其二,官场特别盛产好人,甚至不乏圣人。证实这一点的主要证据,就是任何官员死后都能得到的高调悼词,除非他成了周永康。但如果千篇一律的颂词得不到任何具体德行的支撑,实际上就成了对一个人的否定。

其三,官场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庆功的热烈气氛中,甚至不放过那些逢灾遇难的沉痛日子。即使大地震后的一片废墟还没有清除,庆功宴上官员们的好心情就已经酣畅淋漓。

有了这样的官场亚文化,怎么还能指望官场生态走向净化!对于“洁净政治”的期待,曾经是历代忠义人士的热望。或许,持这种期待的人士正在减少乃至消失,岂不悲乎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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