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声的使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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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00 HBD无声的使者
不时有一些热心的中外人士,考证出还在上古时代,中国人就远渡重洋移民美洲;或者干脆说,中国人早就发现了新大陆! 没有人能够武断地认为,这绝无可能。能肯定的只是,这些或实或虚的古代中国文明使者,在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何以成了完全无声的使者,或许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谜题。  ### 探险者 想从中国古代文献中,找出任何有关去海外探险的一鳞半爪的信息,多半是一件无望的事。一个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,连任何迈出家门的工商业活动,都被视为“不守祖业”的卑贱行为;无端地浪迹海外,那就简直形同叛逆了。 近代人们居然能读到《镜花缘》,能跟随李汝珍(1763—1830)一起去浪迹天涯、游览无数海外仙山胜境,也算“一饱眼福”了。可惜那不过是虚构,其中的海外异域全无地理上的真实性。 一个生活于19世纪的作家,在“地理大发现”已过去四百年之后,都不能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登上一块真实的海外土地,无论在亚美利加还是阿非利加,对于我们的先人的地理知识,就不必再说什么了。 这样一来,寻找古代海外探险者的踪迹,就完全成了一个考古学的问题:这涉及文化考古学与实物考古学。 **文化考古学**当然不能提供探险者的故事,它只能提供古人海外活动的某些蛛丝马迹,那实际上只是古人留下的一些谜语,其谜底远不是今人一望而知的。 例如,古文献中或许详细记载了热带海岛上的风土人情,这可能是华人到达南洋某岛的间接证据,也可能是海外居民来到中土的证据。古文献中肯定包含了不少海外知识,其中真实的那一部分,多半是海外信息在各种人士中辗转相传的结果,直接来自海外探险者报告的部分,大概少之又少。因此,文化考古学的发掘,不太可能显著增加古代中国人在海外的探险成就。 就目前所知而言,我宁愿相信,对古代中国人——包括其中的最博学者——而言,今天所知的世界大部分地方是不存在的;特别,西半球的任何一寸土地,都是我们的古代先人全然不知的。 **实物考古学**已积累不少有趣的材料;可以想象,这类材料还会与日俱增。对于国人来说,凡涉及中国文化的海外考古发现,都是激动人心的新闻。 媒体热心于这一类的报道,尤其是关于美洲出现中国古代文物的报道,当然毫不奇怪。从科学上来说,至少涉及三个问题:其一,事实鉴定,即确定发现中国古代文物这件事并非虚言。其二,来源鉴定,即确定所发现的文物的来源地确是中国。其三,来源途径推定,即确定那些文物是由中国人从本土带来的。如果这三者都被肯定,那么结论当然是:古代中国人在某个时候到过海外某地。 只是,依据科学标准完全证实如上三点,希望极其渺茫。因此,由之得出人们所希望的结论的机会,恐怕少之又少。至少迄今为止,仍然没有这方面的确定无疑的肯定报道。至于那些自娱自乐的小报新闻,对于严谨的学术鉴定来说毫无价值。 尽管如此,我还是宁愿相信,传闻的事情或许是真的:确实发现了某个古代中国人带到美洲的中国文物,不管它是一块陶片,还是一片竹简,或别的什么。我宁愿相信,某个古代中国人,在比哥伦布早数千年的洪荒年代,就奇迹般地远涉重洋来到了美洲。 如果事情确乎如此,“发现新大陆”这一桂冠,是否应从哥伦布头上转移到某个中国无名氏头上呢?这不恰恰是许多国人所希望的事情吗?可惜的是,这种可能性近乎为零。 首先,你无从证明,那个中国人直接来自中国本土;恰恰相反,由多达几十代人辗转传递一件文物到万里之外,在古代是更可信的事。这还不是最主要的,更重要的是,那个“真的到达美洲”的中国人,可曾有一个字的信息捎回故土?即使这个人有这种意愿,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 今天能肯定的事实是:在迄19世纪为止的数千年间,中国朝野对于美洲都是一无所知。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光彩的,根本不值得凭借想象来弥补这一点。 如果如实地承认这些,那么就只能说,在古代根本就没有中美沟通这件事。既然如此,是否有古代中国人到过美洲,就没有太大的重要性。即使有人到过,他也不过是一个“无声的使者”,对于文明的沟通,未曾起任何作用。 “使者”而“无声”,在历史的长河中就不会留下一个最小的涟漪,因而其存在性得不到任何文字证明。我宁愿相信,这种无声的使者确实存在,而且不会太少。历史如此漫长,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。即使如此,他们真正能起到使者的作用吗? ### 谋生者 到哥伦布时代,中国海疆就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:从沿海流向海外谋生的中国人,从原来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涓涓细流,迅速变成了真正的滚滚洪流。 其所以造成这种局面,至少有如下三个因素在起作用: 首先是愈来愈大的人口压力。 要知道清代人口增长有多快,举两个数据就够了:康熙末1.6亿;1796年近3亿。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农业技术并无明显进步,这种“人口爆炸”的可怕程度就更加触目。有一点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,中国沿海地区多为丘陵所覆盖,少量的耕地远不足以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,外出谋生几乎成为唯一出路。 其次,自从16世纪以来,欧洲人在东亚的商业与殖民活动日益活跃,这大大激发了欧洲与亚洲本土商人到中国沿海的商业活动。 这一方面增进了沿海居民的海外知识,同时也激发了其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去海外谋生的兴趣。可以想象,随外国商船去海外谋生者,绝不会是稀罕例外。在这些铤而走险的外出谋生者身上,中国人素有的那种保守性,似乎已不见踪影。 最后,华人至少在“南洋”一带表现出明显的优势。 相对东南亚的本土人而言,华人不仅更加能干,也更有进取心,更能吃苦。这就是你经常听到海外华侨的成功故事、那样多华侨圆了财富梦的主要原因。如果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还不足以让你动心,那么,最近几十年内温州商人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财富故事,就足以说明问题。 既然有那样多的人,几乎一文不名地远走海外,几年之后腰缠万贯地衣锦还乡,故土的乡亲还有几个人能毫不动心?这还不激发出愈来愈凶猛的出国潮? 这些“盲流”海外的谋生者,对推进中外关系是否有所贡献? 首先注意到,民间的出国潮与官方的关系甚微。中国官方自古以来都不鼓励私人出境,而在明清两代则演变成严厉的海禁。 所有去海外的人,无论在事业上取得多大成功,原则上都是天朝的叛民,一旦回国是要治罪或受罚的。在最好的情况下,官方对于民间出境取不闻不问的态度,听其自生自灭而已。要像西方国家通常所做的那样,鼓励其国民移居殖民地,以实现母国的政治或经济扩张意图,这种思维还进不了天朝君臣的头脑。在海外的华人一旦逢灾遇难,那就只有完全靠自己了;“尽保护子民之义务”这种观念,在天朝的传统中,从来都是闻所未闻的。 其次,中国官方也不指望从海外华人那里得到外交上的好处。这看来非常合理:不尽义务同时也放弃权利!中国自古以来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:官方与民间在任何方面都是严格区分的,官方从来都排斥民间介入由朝廷垄断的事务。这种传统实际上完全延续到今天。 后果只能是,海外华人不太可能真正充当祖国的使者! 如果说海外华人终究还算得上“无声的使者”,那么也是不被官方承认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“无声的使者”仍然可能依其自然的潜能发挥作用。这意味着,海外华人建立了一条完全的民间渠道,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着利益、信息、文化等等的交流。这种交流既然完全不被官方认可,通常完全被忽略,它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,而且多半呈现出扭曲的形态。 你不妨想想,一个在印尼艰难经营的华商,他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?首先,他被作为“离宗叛祖”者列入了另册,未必还存一份知恩图报之心。其次,他带回故乡的每一条信息,或许能为有意外出谋生的同乡所用,对其他人则很少有什么用处。高高在上的士大夫,必定透过其儒家眼镜来看待域外的一切,不可能认真思索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东西;至于朝廷,则多半不可能听到某个海外华商的声音。 ### 亡命者与淘金者 古代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是,民间在国家权力系统中毫无地位。而恰恰在这一点上,现代中国别无二致,因此可以想见,今天要海外华人发挥民间使者的作用,同样是极困难的。 如果说,明清时代的海防实际上主要用来防止人民外流,只是那不过是一堵千疮百孔的墙,并不能真正阻挡决心外出谋生的民众,那么,1950年代之后的海防,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,它将海内与海外隔离成完全分割的两个世界。这种隔离如此彻底,以致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竟达三十年之久。 在这种情况下,除了早已居留海外的华人之外,并不存在侨迁海外这种问题。在那个时代,不可能有人胆敢提出通过合法手续移居海外的要求;仅仅存在这种想法,就足以构成该受惩办的罪行了。如果仍然还有极罕见的漏网之鱼,那就只能是不顾一切的**亡命者**,他们构成流落海外的一个特殊群体。这些人即使幸运地获得赦免,有机会回归故土,也难免成为被监控的“特嫌”。 改革开放之后,虽然并无明确法令允许居民私自移居海外,但原来那种严厉的禁令,事实上逐渐消解于无形,炎黄子孙浪迹天涯,已不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。最近三十余年间,海外华人数量成倍增长,其中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去圆自己的财富梦。因此,新的海外华人多半是**淘金者**;无论淘金之地在商场、在工地、甚至污秽不堪之处,追求财富的目标总归一致。 **禁锢与开放,亡命者与淘金者,其中的界线就是改革开放**。 ### 文明使者 无论探险者、谋生者、亡命者还是淘金者,都不是祖国的宠儿,毋宁说是祖国的弃儿。他们能够在他乡安身立命,已属奇迹;倘有所建树,就更非等闲。 他们之远走他乡,或被迫或情愿,各有原因,但肯定都是为一己之私利所驱动,并未衔任何官方使命。他们促成了财富、技艺、知识、信息、观念等文明要素的流动,因而不愧为文明使者。称之为使者,当然只是从其活动的客观效果而言。正因为他们多半是在无意中、静悄悄地执行着这种使命,才成了“无声的使者”。 文明要素的流动当然是双向的。每个海外华人都在传播着中华文明,无论他有意与否,也无论他自身文明素养的高低。今天,海外有那样多强势、独特的华人文化区,仅仅澳大利亚悉尼一地就有40万华人,这种状况都远远超出中外人士的意料之外。 然而,中国官方并不满足于这种出乎自然的文明传播,而加之以政府的强势介入,以俾海外华人遵循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。这无论如何都抱负太大了。而在这个世界上,大凡抱负过大的事情往往会适得其反。或许这还不是最坏的后果;真正不幸的是,官方的不当介入,恰恰破坏了“文明自然传播者”的非官方性质。 在当今世界上,凡涉及文化、教育、艺术、宗教等精神领域的东西,政府的介入恰恰起相反的作用,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。因此,明智的政府总是离得远远的,以保持自己国家的软实力不受损失。要使这样一些常识也成为中国官员的常识,或许还有待时日。 至于另一个方向的文明传播,在不同的时代有很不同的效果。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,当然是海外华人要有回国的机会,才谈得上带回某些域外的文明要素。因此可以说,大多数海外华人根本起不了这种作用。 如前所述,古代“探险者”对祖国来说等于不存在。其他人则很可能有意无意地传播了海外黄金遍地的某种神话,但这种神话只在锁国年代才起作用。今天,境外旅游的规模已达每年数亿人次,再加上无孔不入的互联网,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听人讲述海外故事了。任何明智的海外归国者,都知趣地保持缄默。这样一来,他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无声的使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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