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事都会有风险。最谨慎的人可能在散步时戴上安全帽——以防被从天而降的陨石砸破脑袋；最冒失的人可能只身闯入沙漠——他寄望于遇上水与食物的好运气。大多数人介于这两者之间，依据具体情况准备付出一定的安全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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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安全度
对于安全性，可以给出精确的数量刻画，为此只需要很少的数学。

可以谈到事项、经历、工程、系统等等的安全性。为直观起见，下面不妨只言及工程的安全性。工程可能出现险情，其出现的概率称为**风险率**，而称风险率的倒数（即1/风险率）为该工程的**安全度**。例如，假设某套公寓可能因质量问题而垮塌，此外别无险情；垮塌的概率为0.01 。则该公寓的风险率为0.01，而安全度则为100 。必须强调，安全度的数值并无独立意义，它只供比较相对大小而起作用。

人们能接受什么样的风险率，或等价地，要求什么样的安全度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依赖于多种因素，其主要者如下：

**后果考虑**  可接受的风险率与险情后果的危害程度成反比：危害愈大，可接受的风险率就愈小。依照由轻至重的顺序，可举出如下危害：让人不快；让人受到惊吓；造成财产或身体损失；造成重大损失；危害生命，等等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危及生命都是最大的风险。

**身份因素**  个人身份对于风险承受力有一定影响。一般说来，社会地位愈高，风险承受力就愈低。必须强调，此处只是表达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，丝毫不意味着是否赞成依据身份决定保险等级的道义倾向。如果你为某个王子准备一辆座驾，肯定有较高的安全要求，当今世界任何地方均会如此，无论你是否喜欢这样。还有一种并无道义争议的身份考虑：让弱者承受较低的风险。例如没有人反对，让婴儿车或校车具有更高的安全标准。

**发展水平** 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，可接受的风险率将逐步降低。欧洲与非洲的住房安全标准肯定高下悬殊，也不必为此而愤愤不平，没有什么力量能立即改变这一现实。

**环境因素**  例如，你总不能要求战争环境与和平环境，对于风险承受力有同样的标准，这可谓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”。

最主要的因素无疑是后果考虑，它的影响遍及任何时间与任何地域，也不会因其他因素（如身份、发展水平、环境等等）的介入而失去重要性。况且，将对后果的考虑置于头等重要位置，具有无可非议的道义价值，能为各个阶层与各种倾向的人所接受。

而在后果的考虑中，生命安全又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。所谓人命关天，实此之谓也。理论上，“生命第一”的观念似乎无关乎时代、地域、文化与社会制度；但实际上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还是高下悬隔。总的趋势是，文明的演进提升着生命的价值。

恐怖分子夺去十多个巴黎人的生命，在法国激起了数百万人的怒潮；博科圣地杀死2000尼日利亚人（官方说是200多人），非洲与世界都反应平平。许多人对此愤愤不平，其实大可不必。你不愿去巴黎声援法国人也罢，何妨自己去非洲声援尼日利亚人，一无所为却空发牢骚又有何益？

对于某个特定工程，综合以上各方面的考虑，总可以定出所要求的安全度的某个适当下限，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。例如，在决定住房的安全度时，会考虑到如下几点：住房安全关乎人的生命，安全度宁可高些；作为全球GDP第二大国，我们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，可不能再用文革年代的住房安全标准；考虑到地震、台风等环境因素，特殊地区的住房安全标准还要提高。综合这些考虑，规定住房的安全度不低于10000，绝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更可能定得太低了。

### 安全成本

设想你要建一间房子，在决定采用何种钢筋时，先做承重试验。承重梁中钢筋的直径从10mm开始渐次增加，直到增至20mm时房子不再垮塌，于是决定采用20mm的钢筋。从经济上考虑，这似乎近于最优选择，没有浪费一点多余材料。但谁都会说，你作了最坏的决策：怎么能不留一点余地呢？即使所建的房子仅用于放置低贱物品，总不免要求一定的安全度。如果用作住房，要求安全度高于10000，所用钢筋或许至少要在30mm以上。从20mm提高到30mm，当然大幅度增加了成本，你似乎很难无动于衷。你在有生之年，多半看不到你的房子垮塌，几十年后它多半还完好无损，那时你或许会十分懊悔：当初本不该浪费那多投入的材料！

诸如此类的“浪费”，几乎出现在人们所作的每件事情上：修路架桥时用了多出需要的水泥；汽车用了强度过高的材料；治病时用了过多的抗生素……。为了保证所要求的最低安全度，人们不得不多费去一些成本。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浪费，那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浪费，因而实际上根本不是浪费！借用经济学的术语，我们将为确保安全而多出的那份付出，称为购得安全的成本，简称为**安全成本**，它也就是安全的代价。显然，所要求的安全度愈高，安全的代价也愈高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安全的代价都是不可避免的，永远不应视为浪费！

对于安全成本，从经验归纳可得出如下数量规律：

**边际成本递增定律**  安全成本随安全度的增加而增加，但并非成正比地增加，而是安全度愈高，安全成本增加得愈快。例如，安全度从已经很高的10000再增加1%，安全成本可能要增加10%。

**安全成本率递增定律**  当安全度接近于1（这相当于几乎一定出现险情）时的工程成本，称为基础成本；基础成本与安全成本合计为总成本。所谓安全成本率，规定为：安全成本/总成本。安全成本率也随安全度的增加而增加，且愈来愈快地增加。

以上两定律表明，在高安全度的情况下，安全成本的付出是巨大的，这通常无可避免。但也可以说，对于盲目追求高安全度的人，以上两定律是有益的提醒。

### 安全成本的转移
在实际生活中，安全成本可能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。除了通常的原材料、劳动等等的投入之外，两种常见的形式如下：

**缩减负载**  对于一个工程来说，其质量与建造投入，通常在设计时即已完全确定，不再有变更余地。但安全度仍然是一个可变的参数，它与工程环境及使用情况有关。在工程已建成的情况下，至少还有两种方法提高安全度：改善工程环境，这件事很复杂，姑且不谈；其次是缩减工程负载。显然，工程的安全度随其负载的降低而提高，而且在很低负载的情况下提高得更快。例如，对于公路、桥梁，可降低其车流量与单车负载量；对于房屋，可减少其住户数或物品存放量，等等。缩减负载的结果，必然降低工程的收益。在经济上，这相当于将一部分收益转移到了安全成本中。

**加强维护**  工程在使用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损毁，致使其状况变坏。估计安全度时，只能以使用期内工程的最坏状况为准。因此，如果通过有效的维护能改进工程的状况，那么就可提高工程的安全度。换一个角度看，不妨认为在工程设计时，已经预定了必要的维护措施，且依此来估定安全度；如果实际的维护并不到位，则势必降低预定的安全度。在经济上，这也相当于将工程的维护成本转移到了安全成本中。

作为说明的例子，不妨考虑一下高铁与水坝，它们是目前国内最值得作安全考量的两类工程。两者都与成千上万的人生命攸关，对之要求很高的安全度并不为过。对于高铁与水坝的维护应持高标准要求，是众所公认的常识，姑不置论。对高铁与水坝减负，则是颇难决策的复杂问题。最大的隐患在于，目前朝野对此都缺乏应有的警惕。

以高铁为例，我们听到的主要声音是：现在高铁不是运行得很好吗？迄今没有一次重大事故，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高铁就是安全！减什么负？这种思维既愚蠢又不负责任，是十分危险的。首先，高铁本来就要求高安全度，即使20年内安全运行，也至多只能说属正常，甚至可以说不过是侥幸，并不能以安全自诩。其次，即使9年无事，第10年出事了，前9年的平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！习惯于9个指头与1个指头之比的中国式思维，似乎很难接受这种逻辑，恰好这一点是很要命的。高铁减负似乎只有减速一途，但这肯定是大多数人不乐意的。国人的一个普遍误解是：中国高铁快于法、德、日本的高铁，证明了中国高铁更先进；殊不知这些国家早就达到更高的速度，只是为了安全才自觉限速。也许我们认为自己的命不那么值钱，那就继续拼速度吧！当然，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，都设定了灾难来临的那一刻，自己恰不在现场！那么你就继续赌自己的好运气吧。

### 社会安全

技术工程的安全性，自然引申出更复杂的社会工程的安全问题，后者或许更令人关切。为实现这一扩展，前面所用的思路、概念框架与用语，都无需重大改变。当然，即使援用同样的概念用语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，无疑将面对更复杂更丰富的内涵。例如，社会工程的险情，具有远不容易描述的复杂性，它可能包括经济萧条、金融动荡、族群失和、社会动乱、政局不稳、治安恶化、教派冲突、种族骚乱等多种征象，其中每一种都形态万端。

目前，国人的兴奋点无疑集中在腐败问题上。不妨就以腐败为例来说明社会安全问题的特点，且专论某个机构的腐败，该机构作为一项社会工程，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。

假定所论机构在完全健康的状态下开始运行。那么问题是：该机构会因严重腐败而丧失功能或者解体吗？如果存在这种可能，其风险率有多大？社会能够承受多大的腐败风险率？为杜绝腐败而付出多大的安全代价是值得的？

首先，腐败隐含严重风险吗？这就不必讨论了，只要回顾一下，曾经辉煌无比的历代王朝后来都怎么了？让汉献帝死在山阳公任上、让崇祯帝吊死煤山、让宣统帝黯然退位的，不正是他们所属王朝的腐败又是什么呢？

其次，腐败是一种高危害风险吗？就芸芸众生而言，对腐败未必都有切肤之痛。然而，且不说汉献帝、崇祯与宣统，即使是明白事理的草野人士都知道，腐败的恶性发展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些不能容忍腐败而惊呼“警惕亡国灭种之祸”的人，未必都在危言耸听。鉴于此，依据本文的思路，对于腐败应当设定很低的风险率；换言之，对于保持机构的廉洁性，应当要求很高的安全度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如果说，技术工程的安全性主要有赖于高性能材料，那么，以高品质人才来保证机构的廉洁性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将人与物类比常常陷入误区。历史给予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：人是靠不住的！与其寄希望于人的高品质，不如寄希望于对人的有效监督。现代监督制度的产生，无疑是人类智慧所能作出的最伟大发明！借助于这项发明，实现社会机构抵御腐败的高安全性，已不再是幻想。而使监督机制得以生存并发挥作用的，除了民主政制之外，别无所闻。

那么安全的代价呢？不假思索的回答可能是：从贪官头上落下的无数顶乌纱帽，滚滚落地的贪官头颅，因贪腐丑闻曝光而蒙受的声誉损失……。这些，对于贪腐者固然有如天崩地裂，但对于社会却未必是最重要的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不可忽略的代价是：无所不在的、密不透风的监督机制，使每个社会成员不得不（直接地或潜在地）让渡部分权利，失去部分自由，社会也因之损失部分效率。这些无疑都是安全代价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