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部三国治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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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三国治天下
像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这样的豪言壮语,未必有多少人会完全当真;就是北宋宰相赵普本人,也未必如传说中所言,真的说过这样的话。至于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(为简便起见,下面概称《三国》 ),虽然无缘入选国学经典,但在大众心中,其影响实际上胜过《论语》;经伟大领袖特别褒奖之后,更身价百倍。

那么,如果用“一部《三国》治天下”,又将如何呢?

### 主公爱《三国》
在领袖的诸多爱好中,执迷于《三国》,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,大概是最饶有趣味且富有启发的了。下述故事被不少传记作家提及,其真实性似不成问题。

毛在13岁时第一次接触到《三国演义》,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**三国之恋**,其迷恋的程度谓之痴迷,实不为过。

在17岁去东山小学读书之前,毛在其故乡已有熟谙三国故事的名声。他去东山的求学之路,理所当然地以《三国》为伴。据说,在去东山的路上,他所挑的行李担子的一头,就是放着《三国》与《水浒》这两部书。

毛在东山同学中,很快获得了“三国故事大王”的雅号。在此期间,一个最惊世骇俗的故事是,他为争《三国》的地位不惜与校长对簿公堂!毛竟然坚持认为,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故事皆为信史,不能容忍他人以虚构视之,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不同意他观点的同学。即使学校的历史教师与颇为博学的校长,也不能说服他。他甚至专门给县长写了请愿书,且强拉同学签名,要求撤换不同意他观点的校长。

后来毛读书渐多,如上的故事当然不至于重演。或许是怕被人误解为以演义冒充信史,后来毛曾多次告诫别人: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“两者不可等同视之”。不过,他对《三国演义》已迷恋至深,在其下意识中,未必不经常将真实与虚构的三国故事搅在一起,以致难解难分。其实,如果意在借古喻今,这本是无所谓的。

投身革命之后,对于《三国》的挚爱一如往常。在井冈山时期,一次进军湖南茶陵,在民国元老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一本《三国演义》,他喜出望外,称“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,快乐不可言”,胜似老友重逢。




1932年,毛一度遭贬,在瑞金近郊东华山的一座古庙里住了50多天,以读书度日,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之类就是主要读物。那时他心事重重,想必体会多多。

去遵义的长征路上,毛置身于中枢之外,并不得意,不过倒也悠闲自在,每天躺在担架上看《三国》等书。对于紧张谋划中的遵义会议上的高层对决,他是否从读《三国》得到什么启示,则不得而知。

长征途中,毛要警卫员帮他找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,结果找来的却是《三国》、水壶,传为笑话。1945年,毛赴重庆谈判,行囊中竟只带了《三国》《红楼》等书。

从延安时代起,毛基本上告别了戎马生活,可以将《三国》一类的书籍摆上案头了。访问者注意到,他的窑洞住所中总摆着《三国》、《红楼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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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北京之后,在读书方面当然更可以随心所欲。此时,他仍然不以《三国》为陈年旧货,继续以反复阅读为乐,且频频打发秘书去书店购回各种新版《三国》。

在1960年代,甚至以看三国的“连环画”消遣,案头就摆着一套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册。

晚年因目疾不能读书之时,还是不能忘情于这部终身至爱,不断与身边亲幸聊三国故事,以打发折磨着他的最后的幽暗时光。

毛要求他人读《三国》之坚决、不容拒绝,也史有明载。1938年,他曾直截了当地对贺龙、徐海东说:不读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》这三部书,算不了中国人!贺、徐虽是文化有限的武将,但到了能否做中国人的份上,焉能不读?

1942年,他指示全党:“做干部工作的同志,要看《三国》《水浒》”。当年延安艰苦异常,但遵毛之意,还是出版了《三国演义》。

1950年代,毛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:“《三国》《水浒》这样的好书,至少读三遍。”1958年在武汉,毛将李井泉、柯庆施、王任重、陶鲁笳等重臣召到东湖宾馆住所。高官们心想一定是谈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,哪知毛开口就说:“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”令高官们大吃一惊。毛对《三国》的偏爱,可见一斑。




毛何以如此爱《三国》?这当然不是《三国》的文章特别吸引他。《三国》特别给了他开创事业的灵感,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,这一点在下面再说。此处不妨引用毛在杨昌济的修身课教材《伦理学原理》上所作的眉批,它或许能透露出某些信息:

**吾人恒乱而望治,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,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……三国竞争之时,事态百变,人才辈出,令人喜读。至若承平之代,则殊厌弃之。非好乱也,安逸宁静之境,不能长处,非人生之所堪,而变化倏急,乃人性之所喜也。**

可见,毛与所有谋天下者一样,喜欢乱世而不喜欢承平之世。唯有身处乱世,才有造反谋天下的机会。他曾对斯诺直言:他爱看传奇小说,“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”。正是《三国》所写的“天下大乱”时代、在乱局中澄清宇内的英雄业绩,深深地打动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毛,他能不对《三国》情有独钟吗?

### 书中自有治国术
熟读《三国》的毛,早年不过是作为“故事大王”,在同伴中赢得喝彩而已。但一旦位居要津,以至驾驭宇内,他头脑中的《三国》,就不再只是一堆故事,而成了谋国治天下的宝典。这想必会让罗贯中与陈寿在九泉之下无比欣慰。

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,《三国》并非独占鳌头,它真有如此神力,如同黄石公赐予张良的天书一样,能助主公平天下吗?对此,不仅现代人未必肯认同,即使毛当年的同志,也深不以为然,在红军时代尤其如此。

毛后来回忆到这番窘态时,仍然不胜愤然。以博古为首的“三人团”主导江西根据地时期,毛被褫夺军权,红军报刊上不时登出讥刺毛的文章,称他用兵并不高明,不过是照搬三国故事而已。遵义会议前夕,党内高层摊牌在即,贬斥毛的舆论又暗中涌动,主要是称毛只靠两本书打仗:《三国》与《孙子兵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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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毛本人对《三国》的现实价值看法如何,面对党内的批评,他在当年还是断然否认滥用《三国》的。他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:在他的战争经历中,《三国》不起任何作用。他说,在战争中,只能根据战场形势临阵决策,谁还记得《三国》中的那些故事?

不过,一旦大权在握之后,毛不必再担心有人批评他“一部三国打天下”了,说法也就有所不同。后来他不断强调的是:《三国》中的谋略大有借鉴的价值。他说,《三国》中有的是战略战术的例子,怎么能不读《三国》呢? 

毛从《三国》中得到哪些行兵布阵、治国理政的启示,未必都有据可查。但从有限的一些记载,也多少可以看出某些端倪。

1930年,毛要求红四军的干部学诸葛亮的工作方法,对于诸葛亮用激将法鼓励老将黄忠勇战夏侯渊,尤其推崇备至。

1941年皖南事变后,毛借用刘备的故事告诫党内:对于不同的国民党人要用不同的政策,不要像刘备那样,放弃“东联孙吴,北拒曹操”的正确方针,招致秣陵之败。

1949年,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,毛叮嘱薄一波:不要学关云长不搞统一战线,对盟军搞关门主义。

1953年,云南抓了一个布依族女匪首,毛交代不能杀,说“人家诸葛亮就敢七擒七纵,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?”1955年,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兵安置问题时,他提出要仿效诸葛亮屯垦戍边的做法。

1958年,他在列车上反复读了《三国志》中的 《张鲁传》,写了千余字的按语,载入给高干读的红头文件中,其中指出:张鲁的五斗米道“吃饭不要钱”,“近乎政社合一,劳武结合”。这不禁让人想:那个让几亿中国人陷入苦海的乌托邦噩梦,难道其源头竟是当年道教教主张鲁的那些梦中呓语?

1970年,在力排众议不设国家主席时,毛引用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故事,警告部下“不要把我当曹操”,那是把他“放在炉火上烤”。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

### 千古传承
在毛的一生事业中,直接来自《三国》的奇谋异策固然不乏其用,但《三国》的主要作用很可能并不在此。实际上,在某种意义上,正是《三国》这部书造就了主公本人!更具体地说,《三国》的精神已彻底地浸透他的血液,三国英雄已深深扎根于他的生命中,他几乎成了三国英雄的现代继承人。

他多次说过,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;其实,何妨改称为**马克思加曹操**,或者马克思加司马懿。他从曹操、司马懿及其他三国英雄那里获得的精神传承,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古代豪杰的影响。

毛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称颂三国英雄,其真诚与执着无人能匹。他称曹操是“非常之人”、“超世之杰”,将曹操归于孔子、秦始皇、朱元璋一类人物,痛斥那些污蔑曹操为“白脸奸雄”的人,力主为曹操翻案。

他称司马懿也是一个有智谋,善分析的了不起的人物,说“司马懿敌孔明之智”。曹操的宠臣郭嘉也深得毛的欣赏,几乎被推为“三国第一谋士”,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,差点念完了《三国志》中《郭嘉传》的全文,然后指示书记们都来“学习郭嘉”。

素来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智者的诸葛亮,也颇为毛所喜爱,但在赞颂诸葛亮时从不忘记指出其失误,甚至称其“始误于《隆中对》”,以此强调,诸葛亮的智慧,毕竟在主公本人之下。

对刘备、关羽这类颇有正人君子形象的人,毛的评价就差远了;刘备拘于情义、不顾大局,以致在夷陵兵败身殁的做法,尤其不为毛所取。不过好歹还是说了刘备一条优点:能团结人,“将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人组成了一个北方班子,然后又团结了蜀中的地方干部”,如此等等。


纵观毛对三国英雄的评点,可看出他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标准,那就是:他只赞颂那些前无古人、不守成规、无所顾忌、志在必夺江山而又才智过人的人;如果还能行文赋诗,那就更获上评。

实际上,这正是主公的自况,他岂不认为,自己正是具有所有这些优点且远超三国诸雄、达到极致的千古英雄?正是对三国英雄的赞颂,他感到抒发了自己的平生胸臆,体验到最大的惬意。或许,恰恰是这一心理秘密,被许多论者忽略了。

此外,让他欣赏的三国英雄的那些特质,恰好也是他欣赏秦始皇的地方。这就证明了,他毕生对《三国》的迷恋与对秦始皇的推崇,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端而已。

但三国英雄毕竟不同于秦始皇,他们是更加性格鲜明、形象丰满的人物,是主公更乐意亲近的人,是他愿意与之隔世对话的人。毛更愿意将自己一部分志趣与追求,融合在与这些古代英雄的共鸣中。唯其如此,他才那样不厌其烦,在每次谈话、每次会议中,张口即出地引述他所钟爱的三国英雄。

毛所挚爱的三国英雄,并非大学问家、大道德家,更非大圣人。毛从骨子里讨厌后面这几类人,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伯夷、叔齐、孔孟等有古君子遗风的人,从未得到过毛的好笔墨;就是有“天下第一义士”之誉的三国英雄关羽,也不讨他喜欢。

毛固然不忌讳谈到曹操等人的失误,但从未说及他们的道德缺陷;在他的观念中,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:争天下者用什么方法,是永远不应被责备的。

最要紧的是,毛心中的英雄必须足智多谋,而又无所顾忌;这种智谋浓缩为一个字,就是诈!

曹操与司马懿的诈,是史有定论的。刘备与诸葛亮虽有正人君子形象,但岂能脱一个诈字?尤其是诸葛亮,在罗贯中的笔下,其出神入化已经“近乎妖”了(鲁迅语)。正是这种“近乎妖”的诈,深得主公的喜爱,甚至被提升为有现代辩证法智慧的谋略。他曾说:“诸葛亮用兵不厌其诈,我们也来学学孔明”。

**“一部《三国》治天下”的艺术,其核心原不过是诈的艺术。**

对于主公来说很幸运的是,他有一个任其纵横捭阖的宽广舞台,去尽情发挥由《三国》所启示的诈的韬略;而他在身后,则可以踌躇满志地去另一个世界,与三国英雄们切磋诈的艺术。对于他治下的国家来说很不幸的是,诈既已上升为国家伦理,也已普及为全民艺术。

**一部《三国》治天下,或许是个人的不朽成功,却非国家之福。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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