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身之成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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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身之成败
“修身”虽然是一个古词,但用来表达今天的个人道德修养,似无不妥。在这个将“学雷锋”提升到了天上的国度,学校中却几乎没有独立的道德教育,似乎十分怪异。这是因为,主流意识形态已将道德吸收到政治思想中去了。然而,即使修身课——亦即道德课——常开,真能达到提升道德的目的吗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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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做人与修身
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度:人们的聪明才智竟大部分用在如何**做人**上了。自古至今,圣人、君王、官府、尊长都在谆谆教导人们,该如何做人。就是在今天,有点身份的人对后辈发表讲话,其高潮或许就在关于做人的说教,仿佛非如此不足以达到应有的境界。

经历几千年铺天盖地的**做人教育**之后,人做得如何了呢?还不能不说成绩斐然,大多数人都**很会做人**了。我不知道这个表达如何翻译给外国人听;至于国人则肯定是“你懂的”。

大概多亏这个很会做人,我们才成了值得无比自豪的礼仪之邦。

现在不妨展示一下“会做人”的种种妙处,那才是我们的真正国粹啊。概而言之,“会做人”意味着能恰到好处地处理涉及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。具体说来包括:

对所有需要打交道的人,依据亲疏贵贱有分寸地决定对待的方式与态度,使之对亲者不吝,对疏者不卑,对贵者不骄,对贱者不媚。懂得区分亲疏贵贱,正是自古以来的圣人之教,是儒家学说的精髓,岂可掉以轻心?

对待任何事情能取**中道**,不过不亏,恰到好处。在得意之时能戒骄,在失意之际能戒躁,在富贵之时能戒奢,在贫贱之际能戒卑,在愤慨之时能戒怒,在忧伤之际能戒悲。无论喜怒哀乐,都控制在适当的分寸内,既不失身份,又合符礼仪。中庸之道,正是儒家的要旨,不能不恪遵不逾。

谨言慎行,凡事三思。切忌锋芒毕露、语无遮拦、不论场合和盘托出、不留余地、持重不足、轻浮有余。

做人的技巧,也少不了十八般功夫,岂能尽述?古往今来,恐怕也是略通一二者多,件件皆精的少。不过,若用现代的白话说来,这些都叫做行为外观上的修为,并不深入灵魂上的自省。因此,是否合符对于道德修养的现代理解,还有待讨论。更直接地说,“做人”是否就是修身,仍然是一个未定的微妙问题。

对此,我倾向于持更圆通的观点,即认定:“做人”虽不等于修身,并不能保证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,但毕竟有接近于修身的倾向。“做人”也未必完全不触及灵魂,但它多半无法真正净化灵魂。“会做人”者能达到道德上的某个等级,高下如何,就因人而异了
。
套用中国的传统说法,不妨说,“会做人”者的两个极端就是君子与小人。君子意味着不仅有完美的外在修为,而且真正具有一颗从善的灵魂,可称之为**修身典范**或者道德楷模。小人意味着徒有其表,与善无缘,不过是专擅逢迎的**人精**,用钱理群教授的著名说法就是:

**精致的利己主义者**。

可悲的是,后者今天绝不少见,一个现成的标本就是芮成钢!

那么,修身典范呢?坦率地说,我真不敢举一个例子。凭什么去保证所举的人白璧无瑕呢?如果说世界上竟没有这样的人,不免使人太悲观。不妨说,**疑似的**修身典范还是有的。这样的人,我就敢说出来了,至少可说及如下两位:

**曾国藩**   这个相距圣人已在毫厘之内的人,或许就不妨称之为近代圣人!现代史上两个最有影响的人——蒋介石与毛泽东——都奉曾国藩为楷模。不过,自从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之后,毛就不再提曾国藩了;而蒋则至死不渝。

曾国藩的修身要领,全写在他那广为人知的家书中,就不必引证了。许多疑似修身典范都有家书传世,也算是我们的国粹。可惜,这种传统今天或许难以为继了。

我敢说,没有人再对道德楷模的家书感兴趣。

**周恩来**   这是现代中国许多人的偶像,是许多人不愿直呼其名的人物。他的修身达到了怎样炉火纯青的程度,不妨用一句话:你发现不了他有什么缺点。

他一生接触人无数,对所遇到的人或赞美、或规劝、或鼓励、或问询、或关切、或批评,对哪一个不是恰到好处?注意这里并不涉及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,否则就说不通了。

要说修身典范,似乎应当直接以孔圣人为例。但他毕竟是圣人,岂容俗人评头品足?万一让人看出破绽,岂不让人觉得孔圣人在修身上也并非无懈可击,那就更是大不敬了。

### 成功者的修身
已经说到修身典范难寻。那么,到成功者中去找如何?那更会使你失望,成功者大多缺点多多,哪来修身典范?在道德上数落成功者,不是人们愿意干的事情。下面略举数例,不过是为了说明问题罢了。

**左宗棠**   在晚清重臣中,与曾国藩齐名的左宗棠(1812—1885),在修身方面与曾国藩实在难有一比。曾国藩以圣人自期,真正遵循孔圣人之教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不断在日记中检讨自己的缺点,几乎字字见血。




左宗棠可没有这样的雅好,他似乎只尽力履职,根本不介意修身,喜怒哀乐,一任性情。早年在湖南巡抚府中,左宗棠不过一介幕僚,就敢对军中将校颐指气使;对有提携之恩的曾国藩也毫不给脸面。在“做人”方面,他似乎很欠功夫。

**彭德怀**   自从庐山会议之后,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,彭德怀已成了圣贤般的人物。我非常乐见他有这样一种形象,因为这样的人在现代中国实在太少了。但若论修身,那就不敢恭维,他实在毛病多多,可以说非常“不会做人”。

他的火爆脾气,已经成了“品牌”,今天所有关于他的作品都不回避。不合时宜地开罪于领袖就不说了,对同僚部下也难得和风细雨。他的风格颇类似于史上的张飞或者美国的名将巴顿。但毛坚决反对将彭德怀比拟张飞,坚称他就是魏延!领袖的心机,未敢妄测;但世人真会认为彭像魏延吗?

**鲁迅**   他属于“偶像级”的人物,在改革开放之前岂容人们评头品足?其实,像鲁迅这种分量的人,根本不需要一道光环来保护;即使说他一百条缺点,也不足以动摇其地位。

坦率地说,鲁迅也是我的偶像,我也不情愿数落他如何如何。只是指出一点:鲁迅一生骂人无数、树敌无数,他骂过的人至少有陈源、林纾、胡适、章士钊、钱玄同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郭沫若、梅兰芳……,这些人也算人中翘楚了。

这就不妨用一个简单的逻辑:总不能说这些人全错,只有鲁迅全对。如果这个结论成立,那么鲁迅在修身上就不能说无懈可击了。

如果仅仅为了说明成功者并不完美,多半在修身方面有失,那么,根本不举什么例子,也无损于结论的可信性。极而言之,可以说:洪洞县里无好人!岂止成功者,任何人在修身上都会有疏失。强调成功者的缺失,不过是说明:良好的修身并非成功的必要条件。当然,你还可以进一步说:**某些人的成功恰恰有赖于他们的缺德**!这件事就不必举例了。

### 圣人难期
我不知道人世间是否真有圣人。但如何界定圣人呢?首先排除像耶稣这样的人物,那是神学的对象。一般的修身典范也不必是圣人,因为他可能不具备要求于圣人的那种影响力。或许,如下界定应当大体上可以接受:

**圣人就是具有足够影响力、可以成为精神导师的修身典范**。

前面已经见识了几位疑似修身典范。疑似修身典范未必肯定是修身典范;而修身典范又未必具有足够的影响力,因而未必是圣人。于是你知道,离发现一个真正的圣人还有多远!

尽管如此,圣人的候选者还是多不胜数,不难提出一个长长的名单,其中一些是自称的圣人,相当于圣人的竞选者;另一些则得到或多或少的人的拥戴。例如:

孔子、孟子、董仲舒、周敦颐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曾国藩、康有为、鲁迅……。

其中康有为本身以圣人自居;而鲁迅则由毛泽东推举。这些人是否为圣人,不妨逐个鉴别。首先,其中孔、孟、朱、王、曾、鲁都有足够的影响力;孔、孟、朱、王事实上在很长时间内被中国士人当作精神导师,但今天是否还是如此,就远远不能肯定了。鲁迅呢?今天的知识界也许还有一部分人认其为精神导师,但肯定不再如先前那般众望所归了。况且,大概更没有人认为鲁迅是修身典范。

如此说来,历代贤达中就不能提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圣人。这一结论似乎令人不胜悲凉,难道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“历代圣贤”,竟然纯属虚幻?

如果迄今没有圣人,那么未来是否将有圣人面世呢?我们的文化就有一种期待圣人的情结。岂不曾听说“黄河清,圣人出”吗?出圣人难啊。但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,又不免觉得圣人就在眼前。

成为修身典范已经够难了,成为精神导师就更难——未来一代人会认可一个肉体凡胎的精神导师吗?现代意识最不同于古代观念的一点就是:现代人充分意识到人的不完美,而人们肯定会要求圣人完美无缺。这样一来,就必定圣人难期了。

###修身误区

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、国粹守护者、道德至上论者之外,今天没有人盼望什么圣人。提出“圣人难期”这一问题,主要意在说明人类在本质上的不完美。明明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人类,却固执地坚持对人的完美要求,希望人们通过修身成为完人,这就陷入了谬误。

现在回到对修身的再认识。对于这个几乎耗费了我们先人全部心血的人生修炼,无论持有什么有悖于先人的看法,都不可能将其弃之如敝屣。可以肯定还需要这种修炼,只是将持更加开放、更加明智的理解,消除那些已经成为人生桎梏的误区。具体说来就是:

**不求完美**   这几乎无需解释,而且是理所当然的,因为人性的完美既不可能也不必要。至于曾経被树立为所有人德行标准的所谓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,岂止非凡人所能,实际上完全是对人性的误解,应当被排除在有关修身的实践之外。

**不求雷同**   这意味着,个人在道德修养上的强项可以各各不同。慷慨大方的人,何必一定要节俭第一?豪爽磊落的人何必一定要待人体贴入微?耿直刚正的人何必一定要温柔敦厚?清澈见底的人何必一定要百事从容?就不说有其所长必有所短,但总不能样样见长、事事领先。唯有各显特色,才托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今天的教育恰恰相反:像布置标准化作业一样,要求每个孩子都去帮扶一次老人、都去捡一次垃圾、都去捐一次零花钱、都有一次拾金不昧!除了造就从小就知道作伪的一代人之外,就别再指望这种教育了。多样性恰恰是社会生命力的源泉,不求雷同是比不求完美更重要的原则。

**不定路径**   众人向善,或许是同一的目标;但何必择定一条路径,就不能殊途同归?孔子72门徒,其经历也各各不同。梅

贻琦与张伯苓都是中国教育界的元勋,合作主持西南联大,可谓珠联璧合,但两人的人生旅途相去甚远,岂是同门弟子、同受一经?标准化教育不可取,标准化的上升通道同样不可取。文革时认定“五七干校”是改造学者、造就新人的不二法门,后来怎么了?

**不教之教**   修身教育历经数千年,其成败得失一言难尽。历代乱臣贼子、贪佞之徒无数,其中哪个不是孔孟的再传弟子?无论高堂讲道还是寒门私淑,仅就培植道德而言,其实其效果都十分有限,甚至未必明显高于自励草根的不教自成。

中外的经验与社会学的研究都表明:道德的养成主要非学校之功,而是社会环境潜移默化之力。与其在课堂上高谈道德,在训练班里大讲学雷锋,在报告会上大谈养廉修德,还不如实实在在地肃清吏治、净化环境,让人们自然向善;让“不教之教”发挥最大的功效。

道德课或许将长久存在。但我敢说,它将继续是陈旧说教的滔滔洪流;只要社会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,就不要指望它能洗涤人们从污浊的社会染缸中粘上的污泥浊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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